道路尽头无大学：一项规划样本的泛文化观察-湘江行政法评论
布朗诉教育委员会( 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 )案中，伊尔·沃伦法官说：教育是“一项必须以一切可能的平等的手段获得的权利” 。——题记
1
“四个湖南”四张名片，排在第二位的就是“创新湖南”，而当今社会创新最为集中的动力站至少理论上仍在大学，尽管中国大学“学海有衙苦作一团粥”。大学作为一项真知产出、传承的制度安排，其创新力即智识供给力除受制于资金投入、学术自由和内部治理结构优化等诸多因素外，其人气汇聚力和人才吸纳力亦是重要一端——人（才）气造就学术氛围，气场聚生创新吗哪（manna）。可以想见，一个思想论辩场域内没有多元观点的碰撞、交锋、磨砺与启迪，大学将会是一种怎样的沉闷、萧条景象。即便“学术是个人化事业”语境里，呈现出的也无非是读者透过经典对话大师的学术模拟。故此，岳麓书院“惟楚有才，于斯为盛”楹联中的点睛之笔全在一“盛”字。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武汉高教界在“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平等互利，石崇巨富痣相互促进“原则指引下，实施七校联合办学形成的规模效应与优胜劣汰之势，必将因更大范围、更高层次的师生对比、激励与互动，引发优质教育资源大浪淘沙式的整合与提升。湖南高教资源居全国十余位，无论生源还是办学规模都已跻身教育大省之列。而且，湖南省还有兄弟省市区无法比拟的教育区位集中的优势（语境不同抑或是劣势？）与特点：即除了坐落于岳麓山下的湖南大学、中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湖南商学院等高校天然一体外，距省会仅40公里车程的湘潭市因受惠于特殊历史还有三所发展不错的高校：湘潭大学、湖南科技大学（由湘潭师院和湘潭矿院合并而成）和湖南工程学院，而且这三所大学与长沙河西大学城经由长潭西高速（全长27.95公里）几乎连成一片，湖南城际大学城自然天成、初具规模。
位于湘潭市的湘大和科大（二者仅距五公里）是本科第一批次招生院校，前者还是1978年国务院确定的首批16所综合性全国重点大学之一，尽管无缘211，其在全国大学排名中一直位居80左右。截至2013年，湘潭大学全日制在校学生41000余人，在职教师2000余人；湖南科技大学注册学生35000余人，在职教工2300余人；湖南工程学院全日制在校学生20789人，教职员工1129人。三校师生合计（不包括离退休教职工、教职工家属和周边以师生为服务对象的从商者）已逾十万，与韶山全市人口规模相当（上述数据均来源于其官方网站）。
然而，位于湘潭市的三所高校并没有国外名校如牛津剑桥那样远偏小镇却名扬四海的好运，长期以来区位成为制约其发展的隐痛与瓶颈。2001年湘大法学刮起“西政旋风”，几年后就“鱼逐水草而居,鸟择良木而栖”了，留下的仅仅是有关美好或者不怎么美好的永远回忆，很大因素也归咎于区位。梧桐树是好的，只是栽错了地方，也许是我们大学史中比较奇特而突出的文化现象。每逢新生入学，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和家长大包小包、手提肩扛经由长沙或株洲（湘潭火车站停靠车次有限）车马劳顿辗转湘潭，而后打的十余公里、曲径通幽方能抵达学校。学生等车时的焦灼眼神和烈日下父母的疲惫身影，消逝了多少有关大学的美好想象。多一次负重“迁徙”的颠沛之苦，就多一份被“流放”的无奈。心灵的自我放逐本是精神快旅，为何一定要与“劳其筋骨”如影随形？故此，安顿下来后学生每每以“乡里大学”自嘲，当在情理之中。
在中国，偏于一隅的大学优势在环境安静，其劣势亦在环境太过安静。极具讽刺意味的是位于喧闹都市的大学反倒能“心远地自偏”，渐入学术“佳境”。中西方大学发展模式和路径上的诡吊差异，仅用学术的政治依赖一端是无法解释清楚的——贵族子弟对田园牧歌生活的向往和寒门学子对都市繁华的憧憬，都是人类好奇心和想象力驱使下的真实情感流露，恰如以肥为美的大唐和瘦出魔鬼身材的当下，孰是孰非断难黑白分明。其实，我们在近代和现代之间似有不少关于大学的误读。虽然那种“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清教徒式的学术执着，当下亦不凡其人，然平心而论，还有多少学生和家长愿意承受多种交通工具间反复转换带来的旅途劳顿之苦呢？当今社会即便位于大都会远郊的大学也大多实现了公共交通的立体化和便捷化。而且，将实践性较强的法学院和医学院建在城市中心区域（downtown)也成了外国大学的通例，如位于芝加哥的美国西北大学。
2
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建设过程中交通通讯先行的融城蓝图及其逐步实施，再次点燃了位于湘潭市大学师生的激情与希望，城际轻轨交通将对接大学城的小道消息更是在坊间不胫而走。然而，秋千上的希望荡得愈高跌得愈低。终了，希望竟成了无尽的失望。2009年9月国家发改委以发改基础[2009]2583号文件批复了《长株潭城市群城际轨道交通网规划（2009-2020年）》。按照该规划，以长株潭为核心的3+5城市群城铁轨道总长760公里，其中长株潭三市轻轨全线95.513公里。
（图片来源于网络）
可出乎意料的是，轨道交通规划却在湘潭大学和湖南科技大学外围画了一个大大的圈罗惠美，不仅未拉近与长沙河西大学城之间的距离，相反硬生生将两所大学远远抛在了城市快巴的背后，城际轻轨成了凭楼远眺时一道若隐若现的模糊风景。
（图片来源于网络）
因为两座大学城之间无轨道联通，规划在加速融城的同时，却相对大大拉远了长沙河西大学城与湘潭市大学城之间距离。按照既定规划，未来建成后的城际轻轨将长潭两个大学城之间本为直径距离变成了一个硕大的圆，大学之间的融合随着长株潭一体化进程，向相反的节奏和方向如轻轨般加速度运行，背道而驰、南辕北辙之感油然而生。这样，在经济融合和行政区划藩篱逐步打破的同时，城际教育文化维度的鸿沟和隔阂却越来越深，规模出具的湖南大学城又重新各归其位、望“轨”兴叹了。可以想见，在高等教育随政治资源上移和集中趋势短时期内无实质性改观的前提下，轻轨交通格局带给湘潭大学的将是更加的边缘化，也对晚近发展势头强劲的湖南科技大学当头一棒。兔死狐悲、唇亡齿寒，令人不禁想起了西北的兰州大学和中原的河南大学本不该遭遇的遭遇，更对苏州大学所在的苏州市经济繁荣艳羡不已。
3
从有望“并轨”到越来越“出轨”，被扼杀的湖南省大学城向人们诉说的是一个以经济逻辑为导向的有关重大决策的典型政治样本。其间，文教考量的维度缺失，既是经济正当性论证路径依赖的强大惯性使然，也昭示了行政裁量的鲁莽和权威治理的自负，某种意义上更是大学（知识）对社会重大行政决策影响乏力的集中体现——依附于权力的知识不能济世亦无法自救。此其一。其二，在一个权力多中心格局远未形成的社会里，制度性压挤效应使得科学决策只能在专家边缘化和标签化之间游离——“有你五八，没你四十”，参加了也形同木偶，十足一个点缀出来的美丽。至于决策的民主性也被精心挑选的“听证专业户”所代表，与“专家被雇佣”异曲同工。故此，“由单一的政府管理（management）向多中心的社会共治（public governance）转型”，才是现代行政法治发展和问题破解的基本趋势与路径，从而在政府、大众和精英共同参与下，实现依法决策、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有机结合。大学发展无法逃离其身在其中的社会法治环境。其三，在“包产到户”、闷声单干的科研经费审批体制下，大学已蜕变为培养原子化“精致利己主义者”的摇篮。公共精神乡愁里，大学何以发声而自保？坚守首先依靠能力，打铁还需自身硬，而能力源于自觉和自醒。否则，自保仍无力，社会良心必失守。全线溃退的结果是知识（大学）成为政经任意拿捏揉搓的面团。道路通向何方已不是问题，只是大学注定在道路的远方。但愿位于湘潭的大学遭遇只是孤例，至少以后不在频发，因为大学是经不起折腾的，大学精神的积淀难、消亡易。路的尽头连着大学，大学将给我们一个充满希望的未来。
（作者：倪洪涛，文章作于2014年2月，首发于“共识网”）
责任编辑：徐振铭
长按二维码
关注
湘江行政法评论